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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推行厚养薄葬:薄葬闪烁着理性之光的丧葬观

吴剑锋2019-09-04【国学传统】人已围观

简介从“神本”走向“人本”,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已经受到了一部分有远见的思想家的怀疑;二是商周以来厚葬之风异化的结果。厚葬之风的盛行,造成大量财富浪费,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于是一部分有先进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从利国利民和节俭的角度开始对社会上崇尚的厚葬风习进行抨击。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对曹魏时期的丧事从简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些贵戚、大臣也效仿曹氏父子,实行薄葬。晋袭曹魏,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晋文帝也实行薄葬,东晋帝后的葬死也大多实行薄葬。在帝王薄葬的推动下,士大夫们也仿效薄葬,上行下效,民间薄葬之风渐成。

薄葬闪烁着理性之光的丧葬观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观念文化中,与厚葬观相对立的另一种丧葬观即是先秦以来的薄葬观,虽然它在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中是非主流的,但其代表着一种新的世界观,代表着一种新颖而深刻的生死观,给传统的丧葬观念文化注入了理性之光,预示着中国丧葬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归宿,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薄葬观念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西周以来朴素的无神论思想发展,从“神本”走向“本”,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已经受到了一部分有远见的思想家的怀疑;二是商周以来厚葬之风异化的结果。厚葬之风的盛行,造成大量财富浪费,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于是一部分有先进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从利国利民和节俭的角度开始对社会上崇尚的厚葬风习进行抨击。
 

早在春秋战国时,先秦诸子就响亮地喊出薄葬口号。孔子固然在丧葬上强调孝道,但其主观上和行动上并不主张崇尚物质的厚葬观。他认为,丧葬的孝道礼节,主要不在于物质上的奢侈豪华,而在于精神悼念上是否至诚至戚。他在《论语·八佾篇》上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在《礼记·问丧篇》中也说:“丧礼唯哀为主矣。”孔子不仅在主观上主张薄葬,在对待其父母和弟子的丧葬上也是身体力行。据载,孔子亲生父母死后,他将他们葬于防这个地方,墓封土仅高四尺,合葬墓建成后不久,一场大雨将墓冲毁了,孔子知道后非常伤心,只说:“吾闻之,古不修墓。”于是就没有再整修其父母的墓。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死后,孔子非常悲伤。其它弟子提出要厚葬颜渊,孔子坚决不同意。他说,颜渊家穷,不应该超出经济条件进行厚葬。孔子的薄葬观,对后世薄葬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墨家也积极倡导薄葬,这主要体现在《墨子·节葬》中。墨子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社会上流行的厚葬久丧习俗: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存乎匹夫、贱死者,殆竭家重,(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几比乎身,伦组节约,车马藏乎塘,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梃、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墨子认为厚葬久丧,必然造成国力衰竭,民贫困,社会动荡。所以他极力主张统治阶级要像古代圣王一样,在宫室、饮食、衣饰和婚丧方面要节制。可见、墨子的薄葬观主要基于利民思想和节俭观念。作为战国时期小生产2者思想代表的墨子提出“节葬”的思想,表达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当时厚葬陋习的不满,并幻想用传说中的圣王时代的薄葬来矫正社会上流行的厚葬风气。无疑,墨子的薄葬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厚葬高潮。但与此同时,魂以刘向、王充和王符等一批思想家、政治家为代表的薄葬思归处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据《汉书》本传记载,刘向针对秦汉时期厚葬盛行的弊端,竭力倡导薄葬,在向皇帝的奏状中,他利用先秦墨子托古薄。

 

葬的方法力劝皇帝能够“去坟薄葬,以俭安神”。他进谏说,大凡古代的圣帝、明主、贤君和智士皆尚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悟,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皆无丘垅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他还利用阖闾、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始皇等墓因厚葬而被后世盗掘的历史事实劝导皇帝推行薄葬。可见,刘向是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社稷的安危而倡导薄葬。
 

王充(公元27~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其薄葬观主要体现在其著作《论衡》一书中。其中有关“无鬼论—薄葬论”的观点,集中在《论死《死伪》、《订鬼》、《薄葬》等篇。王充否定死灵魂独立存在而为鬼的观点,坚信死神灭。王充认为22社会上之所以盛行厚葬恶习,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死有知”。所以要铲除厚葬恶习,首先让们明白“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和“厚葬无益”的道理。他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利用大量事实依据,对历史上鬼神论进行了尖锐而有力的抨击,“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夫死,骨朽筋力绝,手足不举…何以能害也?”同时,他批评了墨家“薄葬而又右鬼”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儒家“赙祭备物”的主张,抨击了“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的世俗观念。从而为其薄葬论奠定了理论依据,提出了“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的薄葬观,希望世皆尚之。王符(约公元85~公元163年),东汉后期著名的思想家。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厚葬之风却愈演愈烈。当时,京师的皇族贵戚,地方上富豪大户,乃至中小地主,都崇尚厚葬。金镂玉衣、梓木棺椁、巨冢大墓、松柏庐舍、珍宝车马,竞相效仿。针对当时的厚葬之风,王符认为长此以往,“则国危矣!”他认为,厚葬不是孝悌之真缔,也不是百姓之本性,希望统治者从关心国泰民安的角度身体力行,改变崇尚厚葬的世风。景音帝宣,此外,西汉的张临、朱云、龚胜,东汉的祭遵、王堂、羊续、樊宏、周馨、赵咨、何熙、崔瑗、马融、卢植、张奂、孔僖、符融、范冉等都主张薄葬。这对于厚葬成风的秦汉社会,无疑是一阵清新之风!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较为难得的薄葬时期,之所以如此,除了社会动荡、经济凋敝这一基本原因外,与当时薄葬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曹氏父子可谓这一时期·23薄葬观的代表。
 

曹操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为了增强国力,统一天下,他对秦汉以来各种社会时弊进行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厚葬陋习的矫正。公元205年,他下令革除厚葬,并严禁在墓前立碑。他身体力行,率先薄葬。据三国志》载,公元220年病死,死前下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作为一代枭雄,在当时厚葬之风盛行的情况下,有如此开明的薄葬言行,实在难能可贵。
 

子承父志,魏文帝曹丕也积极倡导薄葬。据《三国志载,公元222年,他择洛阳首阳山东麓为陵地,并下诏规定:“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元立寝殿,造圆邑,通神道…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对曹魏时期的丧事从简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些贵戚、大臣也效仿曹氏父子,实行薄葬。晋袭曹魏,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晋文帝也实行薄葬,东晋帝后的葬死也大多实行薄葬。在帝王薄葬的推动下,士大夫们也仿效薄葬,上行下效,民间薄葬之风渐成。
 

隋唐以后,虽然厚葬之风又起,但是与其对立的薄葬思想也得到了继续发展,代表有宋代的宋祁和晏殊、元代的谢应芳和清代的黄宗羲等。出宋祁,北宋时官拜翰林学士承旨。曾作《治戒》一文,告诫家他死后“三日棺,三日葬,慎无为流俗阴阳拘忌24也。……掘冢深三丈,小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惟简惟俭,无以金铜杂物置中。”宋祁倡导薄葬,相对当时厚葬之风来说,非常难能可贵!
 

晏殊,北宋仁宗时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平居好贤,及为丞相,奉养清俭。在丧葬观上,他主张薄葬,临终前遗言薄葬,死后安葬在阳翟(今河南禹县)。宋元佑年间,其墓也被盗掘。墓坑内除数十件陶器外,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盗墓者大失所望,劈开棺木,想盗走死者生前曾使用过的金带。待砸开棺木一看,晏殊的入葬“金带”,竟是用木片制成的。晏殊作为一朝丞相,崇尚薄葬,且身体力行,实属不易!(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谢应芳,元代无神论思想家,不信鬼神,因此反对厚葬。在其所著《辨惑编》中,对厚葬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认为丧葬祭礼活动是无聊之举,主张破除迷信,丧事从简。黄宗羲,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在其《葬制或问》和《梨洲末命》等文中,他极力推崇古代的薄葬者,赞赏汉代杨王孙等的薄葬观,并吩咐家,他死后,次日下葬,一被一褥,不得增益。品不与黄宗羲同时代的陈确,也是清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葬书》一书中,力主丧事从简,量力而行,“贫有贫之养,则贫亦有贫之葬,俭丧也。夫俭非薄也,礼所不当为,力所不能力者,吾不强为焉之谓俭也。”黄宗羲和陈确的薄葬观,针对清代的厚葬的世风而发,是对当时的厚葬流弊的一种反抗,无疑具有积极意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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